那通来自刑事检察部门的电话，像一颗石子投进我心里。电话里说，有个患有妄想症的被告人，把人打成了重伤，可被害人家里本就困难，被告人那边也拿不出赔偿。挂了电话，一个念头愈发清晰：能不能为被害人申请司法救助？

我跑了几趟刑检部门，才把案情摸清。被告人周某和被害人塔娜相识，周某发病时总觉得耳朵疼是塔娜咳嗽引起的，竟持刀将她刺成重伤。更让人揪心的是，周某经鉴定不负刑事责任，已被强制医疗，塔娜的赔偿成了泡影。

拨通塔娜电话时，我捏着听筒的手微微出汗。一遍遍地解释身份、说明司法救助政策，电话那头的回应从迟疑到惊讶，最后化作一声带着颤音的确认：“我没听错吧？是国家给我钱吗？”

塔娜的普通话带着浓重的蒙古语口音。她离婚多年，上有年迈的母亲，下有两个上学的孩子，本是家里的顶梁柱。重伤后，她忍着疼侍弄几亩口粮田，医药费、学费像两座大山压在她肩上。说到孩子懂事地省下铅笔头，说到老母亲病了舍不得吃药，她的声音哽咽了，末了却反复说着“谢谢”。

挂了电话，我心里沉甸甸的。塔娜家在乡下，往返科尔沁区一趟不容易，光是路费就得让这个家雪上加霜。我们决定：上门去。

两次驱车进村，土坯房里的景象让人心酸。像样的家具没几件，塔娜的老母亲躺在土炕上，盖着打补丁的被褥。村领导在一旁叹气：“塔娜被打成重伤后，老太太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药都吃不起了。”

塔娜是蒙古族，写汉字费劲。检察院里接访工作室的同事赶来帮忙，用流利的蒙古语跟她核对信息，手把手教她填表格。看着她在申请表上按下红手印时，我忽然觉得，这枚手印不仅是申请的凭证，更像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任。

考虑到她的难处，我们觉得一级救助不够。汇报给通辽市检察院后，上级院很快回复支持联合救助。发放救助金那天，我们还带了米面油。塔娜捧着钱，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感谢党，感谢检察院，我一定把日子过好。”她攥着钱的样子，像握住了重生的希望，那一刻，我忽然懂了这份工作的意义--不是冰冷的法条，而是实实在在的温暖。

一个月后，塔娜打来电话，说第二次手术很成功。我和同事们又忙着联系爱心企业，给她找了个在家门口做手工的活。同时，院领导还协调学校减免了塔娜孩子的部分费用。听到电话里她轻快的笑声，我心里无比高兴。

塔娜的故事，只是科尔沁区检察院司法救助工作的一个缩影。近5年来，我们办了79件司法救助案，发放了157.6万元救助金，帮助97个困难家庭渡过难关。我们还和多部门签了协作机制，拉着爱心企业成立救助基金，让“独角戏”变成了“大合唱”。

有次下乡回访，看到塔娜在院子里晒玉米，老母亲坐在旁边择菜，两个孩子背着新书包跑进来。她看到我们，笑着喊“赛白努”（蒙古语“你好”的意思），阳光落在她脸上，比任何勋章都耀眼。

（文中人名系化名）

（作者单位：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