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全国法院受理案件数已突破4600万件。法治在定分止争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一朝对簿公堂，骨肉形同陌路”的现象仍然存在。

古人云：“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这一源自《唐律疏议》的古老智慧，在今天听来依然振聋发聩。我们该如何在文化自信中为治理赋能？答案或许就蕴藏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之中。

古代智慧的三座灯塔：礼法、乡约与无讼

中国古代的治理智慧，并非简单的严刑峻法，而是一套精密的“德法共治”系统，其核心可概括为三大范式。

礼法合治--刚柔并济的治理架构。古代制度构建者深谙“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的道理。从《周礼》将礼典与刑典熔于一炉，到明代《教民榜文》将朱元璋“孝顺父母”的圣谕与田土纠纷规则并置，道德教化与法律惩戒始终相辅相成，共同维系着社会秩序。

乡约自治--共同体的道德契约。北宋《吕氏乡约》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为内核，将道德规范转化为共同体认可的契约。发展到清代，乡约组织甚至承担了大部分民间纠纷的调处，成为基层矛盾化解的主渠道。

无讼之道--源头治理的东方智慧。孔子“必也使无讼乎”的理想，体现了对和谐社会的追求。清代名幕良吏汪辉祖实践了一套“宗族调解--乡绅调处--官府裁判”的三级纠纷化解机制，像漏斗一样层层过滤，最终只有少量案件需要官府判决，极大地节约了社会成本。

古今对话：传统智慧在现代社会“重生”

这些古老的智慧并未尘封于史籍，它们正在中国各地的现代化治理实践中焕发新的生命力。

制度耦合，让村规民约“活”起来：在浙江象山，一套村规民约法律审查机制让传统“乡约”脱胎换骨。村民提议、法律审查、民主表决、司法备案的四步流程，使超过93％的村规民约具备了可操作性，相关诉讼大幅下降。在山东龙口，“道德信贷”系统将孝亲敬老、邻里互助等善行量化成贷款信用，实现了“好人有好报”的正面激励，其贷款不良率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载体创新，数字技术激活了德治基因：福建晋江的“掌上乡约”APP，用区块链技术为居民的善行建立不可篡改的“道德账本”，并可与社区商户的积分兑换系统联通，年记录善行超38万条。而在安徽桐城，著名的“六尺巷”典故被仪式化为调解程序，当事人在诵读经典、共植“睦邻竹”的过程中，化干戈为玉帛，调解履行率高达92.4％。

实施协同，构建起了分层过滤的“解纷漏斗”：深圳借鉴古代经验，建立了“社区道德评议会-行政调解中心-司法程序”的现代版三级过滤体系，成功分流了大量案件，有效缓解了司法压力。浙江金华则开展“百家训·万家和”工程，将传统家训改编为包含“网购退货不恶意损坏”等新时代规范的《现代家训一百条》，配合积分兑换机制，带动社区志愿服务显著增长。

迈向“法以载德”的“中国之治”

从“明刑弼教”到“德法共治”，不是简单的复古，而是一次深刻的创造性升华。其目标是从“用刑法辅助教化”升华为“让法律承载美德”；其方法是打破德治与法治的壁垒，让二者在制度层面相互嵌入；其效能是将古代的“无讼”理想，通过现代治理手段，转化为可期的“少讼”现实。

江苏宜兴结合“茶叙调解”与AI伦理评估，配套乡贤评理团，使其万人成讼率远低于全国平均值。内蒙古的“诚信建设工程”则展现了“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法治威力，为企业挽回巨大损失。

这些遍布中国的生动实践共同表明：当法治的刚性守护社会底线，德治的柔性滋养社会温情时，我们不仅能显著降低治理成本，更能提升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这种根植于自身文化基因的治理范式，不仅为“中国之治”注入源源不断的文化动力，也为人类政治文明贡献了独特的东方智慧。

（作者单位：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