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6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公益诉讼法》，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雪樵就相关内容进行了解读。

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具有鲜明中国特色

张雪樵表示，检察公益诉讼包括行政公益诉讼和民事公益诉讼，都是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安排而发挥着促进法治建设的作用，具有三个鲜明的中国特色：

第一，检察公益诉讼领域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一部生态环境法典、两部诉讼法以及二十三部单行法规定了检察公益诉讼的法定领域达到了15项，出现了罕见的检察公益诉讼“立法现象”。此次检察公益诉讼法在原有法定领域的基础上经过整合又扩展到19项，彰显了检察公益诉讼的人民立场，在更多领域“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一立法宗旨得到进一步弘扬。

第二，检察公益诉讼法专门规定了审前程序。一般来说，传统诉讼是从法院受理案件开始，但检察公益诉讼法专门对检察机关在起诉之前开展调查取证进行了授权规定，填补了立法空白，有效地解决了检察机关“法无授权不可为”的调查之难。检察公益诉讼法在“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这一节，专门就检察机关在提起诉讼之前要与行政机关就公益损害和行政违法的纠正等进行沟通，在起诉之前还要制发检察建议等审前程序作了规定并加以完善。在审前阶段能够通过检察机关的督促，使行政机关及时保护公共利益，在审前实现公益保护的最佳状态，这有利于以司法公正高效来保障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契合了“以和为贵”“天下无讼”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第三，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地位贯穿于程序设计。除了授权检察机关开展调查、提起诉讼、对法院的公益诉讼执行活动进行法律监督，还专门规定了检察机关以抗诉的方式来启动第二审程序。这个程序设计有利于检察公益诉讼能够融入到同级党委监督、人大监督、监委监督、司法监督的社会主义法治监督体系中，有利于破解不敢监督、不善监督的困境，凝聚公益保护司法合力。

主动接受监督恪守履职边界

张雪樵介绍，检察公益诉讼法属于公法范畴，授权公权力的同时对公权力进行约束，防止权力滥用，这是检察公益诉讼法的立法目的之一，也是检察公益诉讼法应有之义。检察机关能不能用好国家和人民赋予的公益诉讼职权，决定着这项制度能否行稳致远，能否健康发展。检察公益诉讼法的条文中，对检察机关履行公益诉讼职权进行监督有三方面内容：

第一，规定了对检察机关进行监督的主体。既有权力机构，包括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人民群众也有监督权，包括参与公共利益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依法监督公益诉讼案件的办理。

第二，从诉讼关系的维度授权行政机关和审判机关对检察机关的公益诉讼进行程序制约。比如规定检察机关在制发检察建议之前应该与行政机关就行政违法行为和公益损害问题的整改进行沟通。

第三，在对检察机关进行授权规定的同时，又明确检察机关的履职边界，或者禁止性条款。比如规定检察机关办理公益诉讼不得干预和替代行政机关依法履职，不得侵害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自然人的合法权利，不得限制、妨碍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依法行使权利。在进行调查取证时不得采取限制人身自由或者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

打铁需要自身硬。张雪樵表示，检察机关办理公益诉讼首先要端正理念、摆正位置，主动接受监督，除了接受人大监督、监委监督、民主监督之外，还要强化权力的规范行使，恪守履职边界。只有动机纯粹，“益心为公”，才能保持强大的公信力足以督促公权力机关攻坚克难；只有规范办案、程序合法，才能实现公益保护的价值追求。要以公开促公正。检察公益诉讼法规定听证是检察机关调查取证的一种手段或者方式，但同时规定行政机关、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也可以申请检察机关听证。办理公益诉讼有可能影响其他当事人的正当权利，十分有必要给予诉讼参与人或者利益相关主体救济渠道，既要秉持公益保护优先的原则，解决公益损害问题，但同时也要坚持私益保护法治精神。

（据《检察日报》）